叶培贵 安艳红

　　从公元２２０年魏文帝曹丕称帝，至公元４２０年，史称魏晋时期。这是中国历史上继春秋战国后又一个分裂割据的时代。东汉统治的崩溃，使固有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观念和制度遭到了破坏，面临着重建。一方面，以老子、庄周道家思想为基础的玄学，一度取代谶纬经学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，并逐渐与佛教相互融合会通；另一方面，儒学由于其政治学说的现实意义，也并没有完全失去其地位和影响力。少数民族入主中原，带来了新的观念、习惯，虽与汉族文化有冲突，同时两者也必然要有所互补，有所融会。这一切，使得中华文化再一次进入活跃、会通和拓展的阶段。书法也面对着许多挑战和机遇。
　　从曹魏开始，对文学艺术的关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，“惟才是举”等选人制度的实施，使“才能”有可能越过道德而成为人们的首要追求，其中就包含文学艺术，如原来被视作小道的文学，被曹丕誉为“经国之大业，不朽之盛事”；书法在东晋时期成为世家大族争能斗胜的方式之一，上层贵族大量进入这个领域。
　　就书法艺术来说，还有一点是很重要的，即纸的应用至此已经普及，为书法家的挥运提供了最为根本的保障。 　
　　魏晋书法在这一背景下，取得了突出的成就。
　 　　首先，是楷、行、草等字体在广泛的应用中得到迅速完善；其次，出现了多位在历史上极具影响力的大书家，在风格的开创和典范的树立上有无可取代的意义，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书法史的发展；最后，也是最重要的是，书法作为艺术的许多基本观念被揭示出来，不仅形成理论，而且被贯彻到实践中，从而使书法的艺术性质得到了强化。 　
　　这时期的书法发展，大约可以这样来描述：三国为过渡时期；两晋（尤其是东晋）为鼎盛时期。
一、三国
　　马宗霍先生《书林藻鉴》这样描述三国书法的意义：“三国者，亦书体上一大转关也。……又书派上两大导源也。”其具体意见容或可以商量，但对三国书法的转折意义的揭示则是极有见地的。我们说它的主要发展特征是过渡性，表现在：一，从有关制度来说，三国所制定的许多制度，是后来书法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。二，从字体演变来说，楷、行的发展，三国是中间时代。三，从书家的状况看，三国时代的许多书家实际上成长于汉末，而三国时代成长起来的书家，却有许多进入了西晋，因而前后传承的特点非常突出。
　　魏的书法发展比较正常，这与武帝曹操的喜爱有关，他周围聚集了锺繇、梁鹄、韦诞、邯郸淳、卫覬等一批书家。更重要的是，建安十年他还发布了一个禁碑令，虽然扼制了隶书的应用空间，但同时却可以说为楷、行书的发展提供了机遇。这一制度在东晋时得到重申，为行书发达起了极大的作用。锺繇在楷书领域的开创性贡献，为后来二王父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蜀国默默无闻；而吴国则在草书、楷书和篆隶方面都有可观，尤其几块重要的碑刻已是楷书的前驱。
　 　　以下以字体为经分别作简要介绍。 　
　　１、隶书
　　主要集中在魏国。有名的碑刻是：《上尊号奏》、《受禅表》、《孔羡碑》、《曹真碑》、《范式碑》、《王基碑》、《魏三体石经》等。一个共同特点是，出现了非常明显而且接近的程式化的作风：体势开始走向纵长；笔划形成较强的规律性，并出现了一些刻板的处理方式，像“蚕头”部分经常饰以方形的角，波磔的尾部常常过于圆满、张扬等等。这种情况，反映出在新的历史环境中，人们对于隶书的认识正逐渐趋于浅俗、简单，隶书的衰弱已经不可避免。启功先生把这时期的隶书喻为蔗渣，非常形象。可以《上尊号奏》为代表。

　　２、篆书 　
　　数量极少，著名的有两件，都属吴国，一为《天发神谶碑》，传皇象书；一为《禅国山碑》，传苏建书。
　　《天发神谶碑》，又名《天玺纪功碑》，传为三国吴皇象所书。晋时折为三段，俗称“三段碑”，嘉庆十年（１８０５）毁于火。现故宫博物院藏有北宋拓本。在中国书法史上，《天发神谶碑》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碑刻。从书体上说，它非篆非隶，处在两者之间。此碑用隶笔写篆字，横首用折刀头、横尾有波磔，竖尾用悬针，转折用方，若悬崖斩断，字势雄伟。

　　《禅国山碑》体势也是变幻莫测，风格奇诡。有人以为这是吴地地域风气的影响，应该是有道理的，但可能还有一个更深刻的原因——即篆隶本身的走向没落。至于它们的艺术价值，清人张廷济云：“吴《天玺纪功碑》雄奇变化，沉着痛快，如折古刀，如断古钗，为两汉以来不可无一，不能有二之第一佳迹。”虽嫌过誉，而对其审美特点的揭示可谓中肯。
　　３、草书
　 　　三国时期的草书，最为杰出的书家是吴国的皇象。 　
　　皇象，字休明，广陵江都（今江苏扬州）人。生卒不详。官侍中、青州刺史。唐张怀瓘以其八分入妙、小篆入能，章草入神品。清包世臣说：“草书唯皇象、索靖笔鼓荡而势峻密，殆右军所不及。”
　　传世作品有《急就章》、《顽闇帖》、《文武将队帖》等，《急就章》尤为剧迹。现存《急就章》，以明正统四年据叶梦得之颍昌本为底本所刻的“松江本”最为有名，字数达１３９４个。其艺术特点，以唐人窦臮和张怀瓘的评价最称精当。窦臮《述书赋》说：“广陵休明，朴直古情，难以穷真，非学可成。似龙蠖蛰启，伸盘复行。”张怀瓘《书断》说：“右军隶书，以一形而众相，万字皆别；休明章草，相众而形一，万字皆同，各造其极。”长期以来是学习章草的极佳范本。

　　４、楷书 　
　　三国时期的楷书传世的有三种类型：碑刻、法帖和简牍。 　
　　碑刻集中在吴国，有《谷朗碑》和《葛府君碑》两种。从体势来看，还有隶书的平正姿态，而笔划则已经都泯灭了波磔，未知是字体演变已经臻于此境，或是刻手不佳所致。清康有为认为，“南碑当溯于吴，”以此二种为“真楷之极”，特别是《葛府君碑》“尤为正书鼻祖”，其说后来多为书法史研究者所继承。

　　法帖主要是魏国锺繇的作品。繇字元常，颍川长社（今河南长葛东）人。生于东汉桓帝元嘉元年，卒于魏明帝太和四年（公元１５１～２３０年）。汉灵帝时任黄门侍郎，魏国时官至太傅，史称锺太傅。他在中国书法史上享有崇高地位，在南北朝时代，与张芝、王羲之、王献之被称为“四贤”，以后长期与王羲之合称“锺王”。刘宋羊欣说锺繇善铭石书、章程书和行押书，当即隶书、楷书和行书。他在历史上享名最盛的是小楷，有“正书之祖”的美誉。现在其书存世可以确认的主要是小楷，共有１０种，即《贺捷表》、《荐季直表》、《尚书宣示表》、《力命表》和《还示帖》、《墓田丙舍帖》、《白骑帖》、《长患帖》、《雪寒帖》、《长风帖》。
　　南朝梁武帝以为逸少不及元常，并评其字说：“锺繇书如云鹄游天，群鸿戏海，行间茂密，实亦难过。”又说：“张芝、锺繇巧趣精细，殆同机神”。庾肩吾认为其书“天然第一”。唐太宗李世民则认为虽然锺繇“布纤浓，分疏密，霞舒云卷，无所间然”，但尽善尽美的只有王羲之。唐张怀瓘《书断》认为“真书古雅，道合神明，则元常第一”。又说：“刚柔备焉，点划之间，多有异趣，可谓幽深无际，古雅有馀。秦汉以来，一人而已。”清人刘熙载认为“其书大巧若拙，后人莫及”。 　
　　锺繇以国家重臣的身份，在书法领域进行了积极的活动，对人们的书法热情是一种极大的促进，这本身就有很重要的意义；更重要的是，他的努力，加快了楷书成熟的步伐，为东晋崛起的二王，有直接的先导作用。他的小楷，长期影响了历史上的小楷书家。“正书之祖”的美誉，他是当之无愧的。

　　简牍书主要出土于吴地。１９７９年江西南昌发现的《高荣名刺》（其用途近于现在的名片）及简牍、安徽马鞍山发现的《朱然名刺》及《木谒》，都有很接近成熟楷书的写法，尤其是后者，体势宽博，虽然刚从隶书化出，但楷法已具规模。可见，到三国时代，楷书的发展已经是势不可当了。这几件作品，风格与后世受隶书影响的楷书有相似之处，值得重视。
　　５、行书 　
　　比较严格意义上的行书，在三国时代还没有发现。史书记载锺繇学行书于刘德昇，且书风瘦劲，但没有作品传世。现存比较接近行书的作品是吴地出土的简牍，这就是江西南昌的吴应墓《木方》，除了少数笔划如捺、长横等还有隶书遗存迹象外，无论结体还是笔划的连接、省减，都是行书的规模。由此看来，到东晋时代形成成熟的规范行书，是可能的。